食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，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经济资源，亦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天津地处渤海口，海岸线曲折、地势平坦、滩涂广阔，海水盐度高；加上风多雨少、日照充足、蒸发旺盛，有利于海水浓缩，因此不论从地理条件还是气候条件来看，天津地区都非常利于引海水开辟盐场。渤海沿岸的长芦盐场，是我国最大、盐质最好的海盐产区，其从山海关到黄骅，包括塘沽、汉沽、大沽等盐田，全长370公里，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。一般认为，925年幽州节度使开设芦台场为天津盐业之始，但是2021年天津军粮城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处唐代制盐作坊区，其中的卤水井、盐灶、滩场等遗迹，都与制盐工序直接相关，可以将天津的盐业历史追溯至唐代甚至更早。天津悠久的产盐历史和优质的盐场，让这座城市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都与盐形影不离。
在古代，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仅次于航运业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“夫燕亦勃、碣之间一都会也……有鱼盐枣栗之饶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鱼盐之饶”与天津所在的海滨地区不无关系。后唐同光三年（925），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设立了天津最早的盐场──芦台场，并筹建“榷盐院”管理盐斤生产并开税盐税，标志着海河沿岸盐业生产的开始。元代先后在天津地区设置了5处盐场，即三叉沽、富国、厚财、兴国和丰财盐场，加上之前的芦台场，天津地区共有6处盐场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朝廷设北平河间盐运使司，对制盐、贩盐进行集中管理，永乐时期改为河间长芦都转运使司，都转运使司下辖沧州、青州分司，其下又分别设立长芦和小直沽批验所，负责查验运单。天津地区处于这个产盐区的中心地带，其所产盐斤不仅运销各地，而且由于质量较好直接向北京贡纳。清康熙年间，长芦盐运使司衙门由沧州移驻天津，巡盐御史亦驻天津，此后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袁世凯等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历史名人都曾管理过长芦盐政。清代，天津境内有三大盐场，据乾隆四年（1739）《天津县志》记载，这三个大盐场共有灶地1200余顷，所产盐斤除运销各地外，还直接供应内务府、内官监和光禄寺等。民国以后，天津盐场陆续被裁并，到1914年，仅余丰财和芦台两处，即塘沽盐场和汉沽盐场，现在依旧存在。
由于历朝历代对于盐业的生产和贩卖都进行严格控制，实行“盐铁专卖”，经营盐业的商人逐渐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贾，同时也构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天津作为盐业重要的生产、运输和销售中心，也是盐商聚集的大本营，除了本地富商外，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天津投资盐业。清朝乾隆、同治年间，天津的盐商盛极一时，天津“八大家”中半数为盐商，他们不喜武事，而是招揽名士，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，培育了天津的诗书氛围。凭借着雄厚的财力，天津的盐商们建造了一亩园、问津园、遂闲堂、沽水草堂、水西庄等园林建筑，其中乾隆帝曾四次驻跸水西庄。此外，天津盐商还捐修天津城，出资办学，兴修书院，发展慈善事业，对天津的城市发展具有一定影响。据统计，清以来共70余所学院，如三岔河东岸的三取书院和鼓楼的问津书院等，都曾闻名于世，一改天津过去“皆武流”的风气，读书修文的文化氛围得以沉淀下来。此外，盐商还兴办了一系列慈善事业，如育婴堂、育黎堂、延生社、同善救火会、育婴堂分堂、保赤堂牛痘局、恤嫠会等，以及水旱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济机构。
元代，天津盐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，到了明代已经成为天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，长芦盐也成了一个品牌。清初长芦盐缴纳税70余万两，占全部盐课的十分之一左右。盐业发展与航运业作为天津经济的两大支柱，更是相互促进，共同发展。一方面，航运业的发达促进了盐的流通和贩运，繁荣了盐业；另一方面，盐业的发展不仅直接为航运业提供货源，而且还衍生出腌制食物行业，其因便于运输创造了更多的商业价值。近代以来，天津民族工业开始发展，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大型精盐制造企业，即久大精盐公司，开启了中国人食用精盐的历史，也带动了天津化学工业的发展。现在，天津地名和建筑中仍有许多与盐相关的名称，如“盐坨桥”“盐关厅大街”“盐汛胡同”，以及著名的“盐业银行大楼”，等等，皆暗示着天津城市与盐业的不解之缘。
盐业既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之一，其本身也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，盐业发展是天津城市历史的一部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长芦盐区迅猛发展，所产工业和食用盐供应全国二十多个省市。改革开放之后，盐业生产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，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持续加强，盐产品市场从短缺走向饱和，盐业市场需求结构业也发生了变化。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1年1月至8月原盐产量121.6万吨，比上年同期增长5.4%，约占同期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盐产量3380.2万吨的3.6%。为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盐的需求，天津盐业企业不断扩展生产领域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还发展出“盐业生产+工业旅游”的绿色新模式。盐业与天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同成长，牢牢刻在天津的城市肌理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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